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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殊 搭上改革開放快車投身律師行業
發布時間:2018-10-26 04:19 星期五
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慶祝改革開放40年之40位人物訪談錄?

圖①為1998年,33歲的文震殊訪問美國律師協會。

圖②為文震殊歷數自己執業這些年的經歷與收獲。 均為資料圖片  

□ 法制網記者  鄧新建

□ 《法制與新聞》記者 鄧君

一襲白色襯衫搭配黑色西褲,干凈利落,溫文爾雅。如果不是操著一口濃重的“廣式”普通話,身材高大、性格爽朗的文震殊,總讓人感覺他來自北方。

“業務早已無分南北,所以工作中也就逐步被同化了吧。”文震殊笑言。

文震殊一邊沖著功夫茶,一邊回憶自己的執業律師生涯:“30年前初出茅廬還在公辦律所當兼職律師的毛頭小子,哪會想到自己能夠搭上改革開放的快車,又跟廣州律協結下這么深厚的淵源。”

改革開放的步伐不可阻擋,位于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隨著外資和外商的涌入,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對法律服務的需求越來越迫切

1987年,文震殊從西南政法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廣東省司法廳工作。

當時,改革開放的春風已經吹遍神州大地,律師行業也在春風里獲得新的生機。

就在文震殊參加工作前一年,第一次全國律師大會在北京舉行,成立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并通過章程。此時,律師由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共同管理的“兩結合”體制初見端倪。

1988年,廣州市律師協會成立。也是在這一年,文震殊考取了律師資格,“作為法律人,內心總是希望能夠貼近案件學以致用,為有法律需要的人群做些實在的服務”。

此后,文震殊一邊在機關工作,一邊在當時的公辦律所——廣東南方律師事務所當兼職律師,隨后又服務于省直屬公辦律所——廣東商務金融律師事務所。

1991年年底,還是公職人員的文震殊,為湛江畜產進出口公司的合資業務提供法律服務,從參與談判到起草合同、報備有關手續,前后忙活了三個月,他為律所創匯5000美元。說起這段經歷,文震殊頗為自豪。

對于當時闖勁十足的文震殊來說,1992年是個不能忘卻的年份。

當年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文震殊對鄧小平的這句話印象深刻。他說,改革開放的步伐不可阻擋,位于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隨著外資和外商的涌入,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對法律服務的需求越來越迫切。

機會很快到來。1993年,根據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國務院批準《司法部關于深化律師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不再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和行政級別的屬性來界定律師及律所的性質,國家鼓勵律師辭職大膽嘗試開辦合作合伙所。

1993年年底,28歲的文震殊毫不猶豫地辭去公職交回分房,他與同期辭職的同事一起創辦了廣東正大聯合律師事務所,成為廣州第一批迎接改革大潮的律師。

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外商不斷涌入,進一步拓寬了非訴訟法律服務的市場,“案件應接不暇”。文震殊發現,律師事務所創立后營收連年保持5成以上的增速,“發展情況比‘下海’前的預測更好”。

業務量增多,律師人數也不斷上升。廣州律協成立時,廣州的執業律師只有400多人。十年后,廣州執業律師發展到近兩千人。

律師人數高速增長的背后,是經濟發展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已經不再“可有可無”。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在文震殊看來,李白的這句詩成為當年律師行業發展的寫照:廣州律師行業進入了人數急劇增長、律所業務五花八門的時代,基本上就是有案就接,不分行業和類別。

專業化是律師的生命線。廣州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緊跟時代需要,從早期拓展性兼收并蓄全能式的法律服務,逐步探索到與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專業精細化服務

1999年,文震殊擔任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的法律顧問,代理了公司標的額高達1900萬美元的中山某兄弟石油公司拖欠貨款一案。

那起案件最終勝訴,為當事人追回1860萬美元。不過,文震殊在承辦案件過程中發現,沒有專業團隊支撐,律師常常分身乏術。

當時,為了申請訴訟保全,防止被告轉移財產,需要對被告的財產線索進行盡職調查。文震殊帶著一名助手與時間賽跑,“一天內自己開車跑完中山、珠海、肇慶開展調查工作”。

那天凌晨一點多,文震殊駕車返回廣州,途經肇慶大橋時,身心俱疲的他下車休息。站在大橋上,他心里五味雜陳。

“在西裝革履的光鮮和成功辦案的滿足背后,更多的是不為人知的分身乏術、勞累心酸。”文震殊感慨萬千地說,彼時的律師事務所,大多還停留在單打獨斗的“個人英雄主義”階段,“當時我就想,如果有團隊協同作戰,分三個地方開展工作多好啊”。

不僅是單打獨斗的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律師代理案件的類型也日趨多元,跨專業問題越來越突出。這也是當時律師行業面臨的一大挑戰。

雖然文震殊當時已是行業內有點兒名氣的律師,可是囿于學法律出身的文科背景,對那些需要理工科背景支持的知識產權類案件,他還是有些為難,“只能把案件介紹給有專業知識的同行”。

文震殊開始“摸著石頭過河”,在律所內組建專業化團隊,引入有相關專業知識的律師,并很快嘗到了甜頭。

“以前一個人干的時候,常常‘低頭拉車卻忘了抬頭看路’,疲于奔命無法因應案件的變化并及時采取措施,免不了會有些紕漏。”文震殊說,通過“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律所工作開展變得有序。

2004年的白酒行業“諸葛”之爭,讓文震殊的專業團隊名聲大噪,他們在廣交會期間協助企業打擊假冒商標侵權,一天之內讓三十多件產品撤展。

2009年,因經辦某公司股東糾紛案,文震殊獲得了廣州市律協的業務成就獎。“雖然榮譽給了我個人,但背后離不開專業化團隊的運作”。

與此同時,行業內律所紛紛開始摸索團隊化運作模式,綜合型規模化律師事務所、復合型專業化律師事務所、中小型精細化律師事務所等成為律所主流。

“專業化是律師的生命線。”文震殊說,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社會法治文明程度越來越高,廣州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緊跟時代需要,在服務社會經濟發展、助力構建社會治理新格局的路上,從早期拓展性兼收并蓄全能式的法律服務,逐步探索到與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專業精細化服務。

面對新的形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探索專業化團隊的文震殊,又對律所進行了一次全面改革

市場是最好的導向。

進入21世紀,在改革開放深入推進的浪潮下,新業態下的經濟快速發展,同時對法律服務提出更加精細化的要求。從傳統的民商事業務、行政訴訟,到家族、知識產權、金融等領域,廣州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幾乎實現全方位覆蓋。

“但是,傳統老所和資深的合伙人都感覺遇到了發展瓶頸,觀念不更新、抱殘守缺,在規模化、專業化和做大做強的要求下,不敢大膽突破原來的模式,在面對新一輪整合、創新的發展趨勢下,徘徊觀望,無法留住人才、吸收英才,貽誤了最好的發展時機,這是許多傳統老所的死穴。”

面對新的形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探索專業化團隊的文震殊,又對律所進行了一次全面改革。

“我們這里幾乎人人都是‘老板’。”文震殊說,根據律師法,去年廣東正大聯合律師事務所從普通合伙制改制成特殊普通合伙制,近半骨干成員成為權益合伙人,進行民主化管理。

文震殊細數改革的好處:“一方面增強了律師團隊對律所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可以讓所內律師充分發揮主人翁精神,團隊化運作更加緊密;另一方面注冊資金達千萬元以上,增強了律所的抗風險能力。”

如今,在規模化專業化律所架構中,案件有序運轉:首先利用大數據對委托的事務進行綜合分析,然后按照人員分工,團隊的領軍人物負責把控案件進展和質量,由具體的主辦律師跟進,還有配套的事務性協辦助手。

文震殊說,正因為團隊運作成熟,他在事務所的工作相對輕松很多,能騰出更多的時間服務行業發展。這也是他作為廣州市律師協會副會長的職責。

“律協的領導班子都深刻認識到,專業化建設是律師行業永遠的主題。”文震殊說。

按照專業化的路子,廣州律協多年來注重培養專業化法律服務隊伍,重點引導事務所走專業化道路,文震殊一一道來:

去年11月,廣州市律師協會和法律界專家選出了10名律師,授予“知識產權大律師”稱號,旨在發掘和培養一批具有廣泛知名度和高度影響力、能夠代表廣州最高水平的知識產權大律師,引領廣州知識產權領域法律服務專業化進程;

今年7月,10名“廣州專業化大律師之涉外大律師”新鮮出爐,旨在樹立廣州涉外律師品牌形象,對外提升社會公眾對廣州涉外律師的認知能力和認同程度,對內引領涉外領域法律服務專業化,為廣州市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挖掘、培養、儲備涉外法律人才。

在文震殊看來,廣州律師行業的專業化建設,正是為了服務于廣州的改革開放大局,服務于廣州的法治營商環境和社會治理。

記者手記  

文震殊用“生逢其時”來形容他的執業經歷。

的確,改革開放讓律師行業重獲生機,給文震殊這樣的法律人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舞臺;同時,這批法律人也用自己的激情與奉獻,不斷為改革開放提供法治力量。

因改革開放而發展,在發展中助力改革開放,這正是律師行業的時代寫照。


責任編輯:劉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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